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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《敦煌變文選注(增訂本)》

2015/5/22 9:35:54    張子開  阅读4215次
 

 

 (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、史丹福大學中華語言文化研究中心[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, Stanford University]聯合出版:《東方文化[Easern Studies]》,第四十二卷第一、二期合刊2009年,247-253頁。緣於復雜的學術環境,此處有刪節。)

 

項楚教授1962年到四川大學師從龐石帚先生攻讀中國文學史專業研究生,畢業之後適遇“文革”,遠離學術研究多年。1976年調到《漢語大字典》編寫組工作,遂有機緣接觸敦煌遺書中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學作品。在爲字典摘取編寫例句之餘,潛沈於敦煌卷子、與之相關的佛典和其他中土傳統四部書籍,開始發表一系列頗有深度的論文,並因之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一等獎,聲譽鵲起。1990年,凝聚其多年心血的《敦煌變文選注》出版;這是他第一部學術專著,反響巨大,呂叔湘、潘重規等學壇耆艾先後撰寫書評,褒揚掖備至,日本學者不僅發表文章予以推許(如佐藤晴),更爲本書編制了詳盡的總合索引,作爲工具書來使用。這部著作和前此的一批論文,一舉奠定了他在海內外語言學界、敦煌學界、文學界和文獻學界等領域中的一流學者地位。此後,《敦煌詩歌導論》、《敦煌文學叢考》、《王梵志詩校注》、《〈敦煌歌辭總編〉匡補》、《寒山詩注》、《柱馬屋存稿》等專著,並皆獲得國際性的聲譽,日本入矢義高中原健二等外國著名學者,以及中國學術界,多有專文以發抒深義,予以高度讚揚。曾經記錄著中國學術界坎坷歷程的“傷心史”和奮鬥史的敦煌學,自1980年代以來在海峽兩岸三地突飛猛進,中國早已一躍而爲世界敦煌學重鎮;中國敦煌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發生質變的過程中,以項楚教授等爲主的中青年學者委實功不可沒。

正如呂叔湘等所指出的,項氏的研究具有鮮明的特點:不僅精於校勘攷據,更擅長融會貫通,其以敦煌學爲基點而進行的中國古代典籍整理、中古俗語言文學研究、佛教文獻語言故實研究和其他方面的探索,處處體現出了博覽四部故書、諳熟典籍、具備深厚國學根柢的獨特學術風格。

2006年,在《敦煌變文選注》初版付梓十六年之後,《敦煌變文選注(增訂本)》上下兩巨冊又行面世,爲學界帶來了意外驚喜:除了彌補初版早已售磬、欲購無門的遺憾之外,更可睹見增訂本中新增添的風彩。大致而言,增訂本至少取得了如下成就:

一、在初版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的基礎之上,精益求精,再上層樓。

增訂本分爲下、下兩編。上編即上冊,所收乃初版的篇目,但增訂本並沒有簡單地重複初版,而是又融鑄進了初版面世以後的心得,呈現出新的面貌。首先,在校勘方面,初版<雙恩記>一篇以潘重規《敦煌變文集新書》爲底本,其他則以王重民等編纂的《敦煌變文集》爲底本,並廣泛吸收其他人的成果,在此基礎上再作校勘,可以說已是推陳出新,頗有斬獲。增訂本則修正了初版的部分校勘記,並補充了漏校之處,密益加密。<醜女緣起“投座飼虎”一語,初版從浩瀚的佛典中擷取《賢愚經》卷一<摩訶薩埵以身施虎品>,說明這裏講的是薩堹太子以自己身體飼喂餓虎之故事。增訂本進一步指出,“投座飼虎”之“座”乃“崖”之誤;中土文獻中也有“投崖飼虎”之辭,如《祖堂集》卷二<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>:“古人求法,敲骨取髓,刺血圖像,髪掩泥,投崖飼虎。古尚如此,我何惜焉?其次,在注釋中增添了一批新的用例。<秋胡變文>:“外書云:父母在堂,不得远遊,遊必有方。”初版援引《妙法蓮華經·安樂行品》:“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,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犍子等,及造世俗文筆,讚詠外書。”是經乃後秦鸠摩罗什所譯,年代當在<秋胡變文>之前。增訂本則新添《古尊宿語錄》卷三七<鼓山先興聖國師和尚法堂玄要廣集>:“既不許看經,又不許讀外書,如何是大曉一句?”此語乃唐末五代僧鼓山神晏所說,與<秋胡變文>一樣屬於近代口語。再者,字詞诠釋方面,更究達语辭源头。<秋胡變文>“學如牛毛,成如麟角”句,初版引宋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及翁元圻集證,說明“牛毛”、“麟角”之喻皆本蔣子《萬機論》。增訂本則加上了敦煌本<新集文詞九經抄>:“孔子曰:學如牛毛,成如麟角。”更從《太平御覽》卷六七中找到蔣子《萬機論》的原文:“諺曰:學如牛毛,成如麟角。言其少也。”由“諺曰”可知,蔣子亦是沿用時諺也。

《诗·卫风·淇奥》有言:“瞻彼淇奥,緑竹猗猗。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《論語·學而》引用後兩句,宋朱熹集注云:“言治骨角者,既切之而復磋之;治玉石者,既琢之而復磨之:治之已精,而益求其精也。增訂本宛如經過不斷打磨的良玉,更加溫潤晶瑩,煥發出眩目的光澤。

二、在初版的篇目之外,新收錄了十七篇變文,並詳加校勘注釋,爲學術界提供了一個更爲全面、更加准確的敦煌變文新選本,是本世紀初敦煌變文研究的最新和最重要的成果。

初版精選了二十七篇變文,包括了一些思想和藝術皆比較傑出的名篇,也兼顧了不同體裁和不同題材,可謂變文的精華本。增訂本下編乃作者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敦煌變文研究”的成果,本欲依照日本學者佐藤晴彥的建議而作爲《敦煌變文選注》的二集,准備單獨出版。因緣際會而與初版合併而成《敦煌變文選注(增訂本)》之後,下編(下冊)就是擬議中的二集。下編所收,計有<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>、<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>、<妙法蓮華經講經文>、<維摩碎金>、<父母恩重經講經文(一)>、<父母恩重經講經文(二)>、<解座文集>、<歡喜國王緣>、<秋吟一本(一)>、<秋吟一本(二)>、<李陵變文>、<蘇武李陵執別詞>、<張淮深變文>、<㠠山遠公話>、<唐太宗入冥記>、<晏子賦>和<四獸因緣>十七篇,選錄原則同於初版。上、下編加起來,基本上包納了敦煌變文的主要內容。

上、下編篇幅相若,卻又各自具有相對的獨立性。蓋與上編不一樣,下編全部篇目皆以《敦煌變文集新書》爲底本,排列次序也以潘書爲准。潘書包括了《敦煌變文集》的全部篇目,又糾正了後者的許多訛誤,故而更適宜作爲底本。下編充分吸收了潘書的成果,又補充和改正了其誤校或漏校之處;此外,還參攷了包括近幾年面世的《敦煌變文校注》等成果。在總結二十世紀變文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,增訂本無論在校勘還是注釋方面,都取得了很多新的收穫,將敦煌變文的研究水平往前推進了一大步,足以代表本世紀初敦煌變文研究的最新成就。

在恢复文本原貌方面,下編與上編同樣出色。<父母恩重經講經文>(一)“若欲來生相周圓有財多福”句,《敦煌變文集新書》校記:“‘來生’下有朱點‘:’,‘生’字當重,《變文集》脫。”《敦煌變文校注》據以補爲“若欲來生生相周圓有財多福”。下編則認爲:“本篇重複記號作‘――’,此處朱點似非重複記號。疑此處脫去‘十’字,此句作‘若欲得來生十相周圓’。按本篇下文有云‘既今成長爲人子,凡事掙從十相全’,‘十相全’即是此處的‘十相周圓’也,亦稱‘十相具足’,謂身體健全,容貌端正”,並引《水滸傳》四五回之語爲證。此類校勘甚夥,糾正了變文傳鈔過程中産生的諸多訛謬,爲閱讀和研究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史料。

注释亦多超群之處。<張淮深變文>:“遙望燉煌增喜氣,三峗峰翠目前明。”《敦煌變文校注》謂,“三峗”即三危山,並引斯五四四八《敦煌錄》爲證:“次東入瓜州界,州南入莫高窟,去州二十五里,中途石磧帶山坡至彼斗下谷中,其東即三危山,西即鳴沙山。”下編則另援書證:《書·禹貢》“三危既宅”,孔傳:“三危爲西裔之山也。”敦煌遺書伯二七四八《敦煌廿詠·三危山詠》:“三危鎮群望,岫崿凌穹蒼。萬古不毛髪,四時含雪霜。巖連九隴險,地竄三苗鄉。風雨暗溪谷,令人心自傷。”用例並不與他書重複,故而頗可相互參攷補充。特別是,下編還指出,“峰”之“翠”,本爲蜀地方言,意爲鮮明。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八:“東坡牡丹詩(按指蘇軾<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>之一)云‘一朵妖紅翠欲流’,初不曉‘翠欲流’爲何語。及遊成都,過木行街,有大署市肆曰‘郭家鮮翠紅紫鋪’,問土人,乃知蜀鮮翠猶言鮮明也,東坡蓋用鄉語云。”再以明李實《蜀語》證明,“翠”確屬蜀地語言:“凡顔色鮮明曰翠。 駱賓王文:‘縟翠萼於詞林,綷鮮花於筆苑。’東坡詩:‘兩朵妖紅翠欲流。’以‘翠’對‘鮮’,既曰‘紅’又曰‘翠’,皆謂鮮明之貌。”這類既貼切又新穎的注釋,增訂本中所在皆有,時時令人有一種拔開雲霧見青天之感。

  三、站在歷史文化的高度從事校勘和詮注,臻達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最高境界。

楊樹達曾評價自己所著《淮南子證聞》曰:“從來校勘家識小而不識大,本書謂<原道>述《老》,<俶真>述《莊》;又發現<地形篇>有鄒衍九大洲:此類皆學術史上大事,非尋常校勘家所及云。”陈垣也說過:“注書例有二派:一注訓詁典故,一注本事。如施國祁之注元遺山詩,亦注本事也。凡研究唐宋以後史者,除正史外,必須熟讀各朝一二大家詩文集。能有本事注者更佳。可以觀其引用何書,即知正史之外,詩文筆記如何有助於攷史也。”楊氏所說古來校勘家的這遺憾,在增訂本及項楚教授的其他古籍整理類著作中並不存在。在詮釋古籍原文方面,項楚教授無疑屬於既“注訓詁典故”、又“注本事”者,糅合了陳氏所說的二派。陳氏謂“研究唐宋以後史者”,須熟讀各朝一二大家詩文集,因詩文筆記有助於攷史。項楚教授雖非專門“研究唐宋以後史者”,其學術功底卻遠超於此:曾埋頭逐字逐句通讀了五代以前的正史,諸如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之類的經部和子部的許多著作,集部的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以及其他大量筆記小說,又旁及了別的雜著乃至於某些比較偏僻的著作,特別是曾經通覽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,具備了一般學者甚至佛學專家都難以企及的佛學修養。這種寬廣博大、紮實深厚的學識積累,令他在進行研究時,能夠從多學科的角度,進行全方位的探索,從而發前所未能發。項楚教授本爲傑出的語言學家和文學史家,以此身份再作中國古籍整理或文獻校注,比起單純的文獻學者來,自然更能達到新視野和新境界。

敦煌變文乃當時藝人進行說唱表演的底本,內容涉及到中古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,特別是與佛教有著血緣關係。要徹底揭開籠罩在變文之上的重重面紗,僅有文獻學甚至語言學的知識,遠遠不夠。項楚教授深厚的學術修養,令他在校勘和注釋時,格外地顯得遊刃有餘。<㠠山遠公話>:“遠公常隨白莊逢州打州,逢縣打縣,朝遊川野,暮宿山林,兀髪眉齊,身挂短褐,一隨他後。”《敦煌變文校注》重點在校錄,故而根據原卷錄文之後,僅謂“兀髪眉齊”爲奴僕之特徵,並無例證。增訂本除進一步说“兀髪眉齊”即剪短頭髪、搭到眉際之外,並引《左傳·哀公十七年》語,證明春秋時已經有髡髪之俗。而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三三<潯陽獵人>(出《原化記》[行其是至語言學的知度教有著血緣關系。要徹底揭開變文的面紗,僅從)中青衣小鬼“髡髪齊眉”,敦煌本<漢將王陵變>謂“領將陵母,髡髪齊眉”,表明唐五代時的奴隸亦作如此裝扮;敦煌變文<捉季布傳文>“苫頂遮眉長短勻”,即是“髡髪齊眉”,指季布化裝爲奴隸也。<唐太宗入冥記>:“二太子在來多時,頻通款狀……”“通款狀”向無確詁。增訂本發明其意爲招供罪狀,“通”即供認,如《朝野僉載》“人懼,皆妄通。通訖”云云;“款状”即供辭,《水滸傳》有“把款狀都改得輕了”之語。是詞又作“通款”、“通辭狀”,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二二<樂生>(出《逸史》)“遂索筆通款”、卷一二四<李彥光>(出《玉堂閑話》)“僞通辭款”,並可爲證。《漢語大詞典》未收“通款狀”、“通辭狀”,“通款”亦無此義項,增訂本正可補其闕失矣。增訂本在佛教內容方面取得的成就,更是卓然超群。<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>:“當時法會佛爲尊,解啓清涼解脫門。”一般只釋“解脫”。增訂本則指出,佛教稱斷除貪愛熱惱爲“清涼”。《大集經》卷一四:“有三昧名清涼,能斷離憎愛故。”《瑜伽師地論》卷八三:“清涼者,謂一切苦皆寂滅故,極清涼故。”從而發明出了該辭不同於普通中土語彙的佛教內涵。<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>描述輪回至地獄者所受痛苦,有“後教獄卒下𨩂(犁)冠”之語。“𨩂”原作“鑿”。蔣禮鴻謂,“𨩂”乃“犂”之異體,“𨩂”就是“犂冠”;“‘教獄卒下𨩂’,就是用犂來耕罪人的身體。”《敦煌變文校注》也說,“‘犁冠’指犁頭的鐵刃,合於文意。”增訂本進一步指出,“地獄中有‘犁舌’的酷刑”。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卷中:“或有地獄,取罪人舌,使牛犁之。”《大智度論》卷一三:“俱伽犁墮是摩呵波頭摩地獄中,出其大舌,以五百釘釘之,五百具犁耕之。”《太平廣記》卷一○三<高紙(出《報應記》)>:“王曰:‘汝未合來,汝曾毀謗佛法,且令生受其罪。’令左右拔其舌,以犁耕之。”不僅找出了佛典依據,而且尋覓到了中土故實,顯露出了該辭的宗教信仰因素。

我們知道,包括敦煌變文在內的古代文獻,雖然經歷種種坎坷而留存了下來,但其産生和使用的環境卻一去不復返了。今人要恢復其文字原貌、並進而理解其語言含義,困難重重。汉刘歆《移书让太博士》:“乃夫子没而微言絶,七十子卒而大義乖。”項楚教授以其卓越的功力,不但恢了一千多年前的變文的本來面目,而且發掘出了字面之下的深奧意蘊,從而避免了 “大義乖”之遺憾,讓我們得以知曉文本的社會文化背景。

與深廣的學術積澱相聯系的是,項楚教授的研究充滿了一股靈氣。正是這股靈氣,令原本枯燥的古代文獻,一下子充滿了勃勃生機;似乎本應單調乏味的學術研究,顯得趣味盎然。這種基於學術而又不囿於純學術的靈氣,不但將其研究水准提昇到超凡脫俗之境界,而且令閱讀成爲一種令人愉悅的崇高精神享受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增訂本與初版一樣,對於暫時無把握之處,既不諱言,亦不強作解說,“知之爲知之,不知爲不知,是知也”,體現出一種嚴謹的科學態度。如上編<秋胡變文>“情羞作用”,明確表明“此句疑有誤”。<父母恩重經講經文>(一)“別處門中可惜心”,或校爲:“惜,當作‘息’,句意謂不必於別處門中用心也。”增訂本並不同意此說,又暫時找不到滿意之新說,故注曰:“未詳。”

總之,《敦煌變文選注(增訂本)》爲作者幾十年研究的結晶,並非“急就章”,體現出深厚的學術積澱,卓見頻現,相信定將嘉惠學林匪淺。當然,我們也迫切希望早日看到《敦煌變文選注》的三集,看到全部變文的項注本。

爲不愜的是,增訂本在編排上不如初版那樣便於閱讀:在同一注釋碼下列舉兩個以上的語辭時,直接連貫在一起,互相之間並不作區隔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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